刑事法律诊所实习报告

转眼间，一学期的诊所实习就已经结束了。记得面试的那一天，我和其他三位同学作为最后一组面试的场景，老师问了我们一个有关支教的问题：“你们去做志愿者能改变什么？”我们四个人几乎都赞成同一个观点：“对于那些穷苦山区的现实，我们几乎无法改变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给他们传递一种改变现实的信念与希望。”在诊所的半年时光不仅让我认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更让我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苦难与现实，让我不得不反思中国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诊所的必修课之一是接访，每个双周的周二下午我们的梦幻三人组都要接待慕名而来的上访者。在校门口，无论是找行政法诊所还是我们刑事法诊所的上访者在见到我们时都有同一种反映——急切与兴奋。每当我们去接人时，所有的来访者都会围上来问这问那，在他们眼中我看到的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绝望，而是一种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兴奋与希望。然而，几周下来，我开始害怕这种眼神，因为我难以接受他们在走进校门与走出校门时的巨大转变。在进入校门去往办公室的路上，他们会急不可耐地讲述案情希望尽快得到我们的帮助与理解，然而在走出办公室时他们要么几乎沉默到死寂要么愤怒地滔滔不绝。我害怕让他们经历这种从无限的期望到绝望的痛苦转变，也许诊所的每一个同学对来访的人都心存这样一种同情，既然我们几乎帮不到他们任何事情为何还要让他们再受到一次近乎残酷的打击呢？罗老师说：“我们虽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至少他们帮我们认识了这个社会。”虽然我不愿接受这样一种似乎充满了自私的味道的说法，但是这是事实。如果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话我想只有这一点了：至少我们还是给了这些上访者一丝希望，至少让这些衣食无着、处处碰壁但却执着地争取心中的正义的苦难之人知道还是有一群年轻人理解并支持他们。

在这些被政府视为低贱的“刁民”身上我看到了最高贵的精神——对正义的执着与坚持。试想是什么支持着这些连衣食都不保的上访者经年累月地奔走在陌生却又再熟悉不过的最高法、最高检、信访局与各个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是什么支持着他们忍受住地下道的一个个寒冬酷暑、是什么支持着他们放弃了本来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去过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日子，我想不可能是其他，正是那份对迟来的正义的追求与对正义迟早会到来的坚信。有时，我们会劝他们这样做不值得，这样做成本太大了，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上访者，我们难以体会到那份迟来的判决对他们的意义。秋菊三番五次上访就为讨一个公道，讨一份尊严，这些上访者与秋菊一样，在他们心中尊严、公道与正义才是第一位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希望。也许真正需要改变价值观的是我们这些将要或者已经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的人，如果整个法律共同体都将实现正义作为必须绝对服从的第一法则，那么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刁民”过着如此不堪入目的生活、也不会有那么多被人称作“偏执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大家何尝不想各安其事，少一点麻烦呢？警察们也想省下截访的时间去跟老婆孩子热炕头，检察官、法官们也想少一点对因改判、重审而不能晋升、提工资的担忧。我曾经在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实习过一个月，检察官们也是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跟我们一样也有一份对正义的坚持，在审查起诉、支持公诉过程中，他们对工作几乎是一丝不苟，唯恐出现任何差错，我想，法院的情况也应该不出其右。那么，为何司法工作人员如此敬业还会有如此多的上访者呢？我想更多的问题可能不在枉法裁判与徇私舞弊，矛盾的出现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双方对“正义”的理解不同，我们所引进的西方法学与我国的传统思维似乎格格不入。

随着我国法治的建设，人们的法治观念在不断增强，但是每个人心中对于“正义”的理解都有如对哈姆雷特的解读，在老百姓心中的“正义”也各有其模样。也许正如博登海默所描述的那样“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那究竟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拉德布鲁赫主张“正义不过是指不管是谁，一视同仁 。”在秋菊心中，正义也许只意味着仅仅是一个“说法”，而不是让村长去蹲大牢；山杠爷也许到死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会受到法律审判。在我们接到的上访案件中，一位叫朱木花的女士因丈夫被人打伤却还要承担20%的责任而不服判决上诉，后维持原判，此后朱木花女士开始了她的上访历程。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司法文书，对方当事人是村干部，由于村里建房而霸占了朱女士家的耕地，其丈夫王聪上访至市政府却遭到乡政府拘留。后来双方因耕地用水问题发生冲突，王聪被对方三个当事人打伤，但是在发生冲突问题上有证据证明王聪有辱骂对方的行为，我们认为判决其丈夫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当我们问起朱木花女士为何不服判决而选择不断地上访时，她说：“双方就是要有一个对一个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丈夫被人打了却还要承担责任，要承担责任不就是在说我们也不对吗？而且，我们一直是被人欺负的，发生这件事的根源在对方。”在她的一番话中，我听出了她所理解的“正义”，正义就是一种绝对的是非观，是不能只就事论事，还要就人论事，要考虑到其所处的弱者地位和事情发生的最终原因。但是我们的司法人员所理解的正义呢？司法人员的“正义”就是遵守法律，依法判案。而根据法律所作出的判决却并不是朱女士满意的，法律所认为的“正义”是就事论事，是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是平等地对待加害方和受害方。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从法理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官依法判案，并没有错；从我们的作为常人的角度来看，朱女士一家似乎也没有错，不过是因为气愤骂句娘而已，而骂娘不也是因为对方太横行霸道吗，为何自己还要承担责任呢？

而民众与法律共同体对于“正义”的不同理解带来的是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而更加期望“青天大老爷”的出现，无形中为挥之不去的“人治”阴影添柴加火，法治进程受到无形的阻力。如何拉近双方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否则，法治的实现遥遥无期。我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去谴责老百姓不懂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思维与传统，比如规定亲属有作证义务就有违我们传统上“亲亲相隐”这一关乎伦理的思维观念，故而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切实执行。毕竟法律要反映社会现实，如果法律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为人所接受也不能发挥其规范的作用。另外，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国情，在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进行本地化处理，如此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我想，法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地产生矛盾又不断地调和，直到默契，而这一过程的润滑剂正是所有人对于“正义”的执着追求，而我在这群上访者与我们诊所的师生身上看到了希望。